说实在的，无论两人谁赢谁输魏哲都不想看到。
然而在学术之争面前，魏哲这个举主说话也不管用了。
一个是青年名士，另一个是儒宗高足。
两人无论是谁都有着自己的骄傲，不会为外力而屈服。
于是在劝解无果的情况下，魏哲也只能加入看热闹的群体。
毕竟送上门来的乐子，不看白不看。
不过话又说回来，魏哲也是来到了汉朝之后才发现当下也有思想之争。
别看两派思想阵营唤作“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但实际上“古文非古，今文非今”。
所谓今文经，实际上是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至于古文经，也不是指其更加“古老”的意思，而是指前汉武帝时期，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由先秦古籀文字（古文）写成的经籍。
是故相比于“今文经”而言，“古文经”现世的反而更晚。
……
翌日，朝鲜城南。
乐浪郡学，修文堂。
只见宽敞的大堂中已然是人满为患，甚至连大堂外的走廊过道上都有儒生翘首以待，仿佛整个辽东儒生今日都来了乐浪一般。
不过大堂正中的邴原和国渊两人，倒是一点都不在意，眼中只有彼此。
由于这次争端皆因国渊赠郡学的《三礼注》抄本而起，所以几次辩经也都围着这个核心展开。
“春秋之时孔子亦未闻《周礼》一书，后世所出，可为古礼乎？”
别看邴原外表沉稳，但言语可一点都不客气，直接就否定《周礼》的存在。
当然，他倒不是说周朝无礼法，再给邴原十个胆子也不敢这么说。
他所言《周礼》，乃是指前汉末年才出现的《周官礼》一书。
话说儒家向来有六经之说，谓之《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古籍也非孔子所作，乃上古流传下来的古籍。
只不过在孔子之前为诸侯王室贵族所有，藏于深宫之中。
春秋时期孔子得之，便将它们重新整理修订，从而成为儒家典籍。
包括《春秋》也是如此，从鲁隐公到鲁哀公计二百四十四年的事件，本是鲁国史官所记，很多内容甚至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若孔子后来没有臧否诸事，《春秋》其实应该与《齐史》一般称《鲁史》。
不过也幸亏经过孔子修订，否则《春秋》恐怕也如《齐史》一般毁于战火。
但即便如此，儒家六经传承至今也有失传，《乐经》便再也无法复现。
不过有趣的是有的典籍越传越少，但有的典籍却越传越多。
比如《礼经》，最早其实就是指记载了周朝礼仪制度的《仪礼》一书。
直到前汉宣帝时期，大儒戴德、戴圣叔侄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仪礼》的文章修订整理，并且整合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然后将诸多文章合在一处，统称《礼记》。
因叔侄之间亦有分歧，所以又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分。
至此，《礼经》便成为了《礼记》和《仪礼》的统称。
然而没想到过了几十年，前汉末年大宗正刘向在石渠阁校书时，自称从宫中秘府中发现了先秦古本，并加以著录，后经过其子大儒刘歆补充，这才有了《周礼》一书。
刘氏父子宣称《周礼》与《仪礼》一般，都系周公所作。
于是好好一本《礼经》，到了本朝竟然变成了三本书了，即《周礼》《仪礼》《礼记》是也。
郑玄虽然号称融合古今，但实际上还是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之长。
国渊作为郑玄的高足，自然也是秉承这一观点。
然而今文经学大儒却一直坚决反对这个说法，态度保守点的还能说《周礼》或许是作于六国之时，态度激进的大儒甚至直言《周礼》乃刘歆父子伪造。
比如邴原就对郑玄所注解的《周礼》嗤之以鼻，认为此书纯属误人子弟。
别人的刀子都砍到命脉了，国渊自然也不再客气，当即犀利反驳。
不过他并未跟着邴原的节奏跑，在《周礼》这个话题上纠结，而是直言《仪礼》的不足。
“秦人不通吴语，可知言语之谬甚于文字。”只见国渊面色冷静的开口道：“高堂生本鲁人，乡音甚重，加之口述《仪礼》时已然是耄耋之年，如此《仪礼》能尽信乎？”
国渊此言其实说的是儒家的一桩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