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围巾上，像一群迷路的黑蝴蝶。
春分前一天，我在巡道时发现生锈的道钉旁开着簇野茉莉。花根处缠着段灰白毛线，顺着铁轨延伸成断续的虚线。跟着这条线走了七公里，道砟缝里陆续冒出线头：灰白、靛青、杏黄...最后停在山坳间的废弃道班房。
破窗里垂下半条围巾。
那是我在少年宫画展上见过的红围巾，此刻正随山风轻轻摇晃。三十三种红色毛线编织成火焰的纹路，起针处别着张糖纸，上面印着1997年最流行的酒心巧克力广告。围巾兜里掉出盒受潮的骆驼牌香烟，烟壳背面是父亲的字迹：\"给冬至换新毛线\"。
暴雨突至时，我听见父亲在哼《红莓花儿开》。这是他会说话的妻子最爱唱的歌，也是聋哑人永远听不见的旋律。雨水冲刷着道班房外墙，露出用毛线绣的巨幅地图——所有线头都指向家属区老银杏树。
树洞里塞着父亲最后一封信。
信纸是用齿轮厂报表裁的，字迹像铁轨般刚硬：\"冬至，围巾要织够三十三圈才能挡风。那年接住红毛线时，火车灯光照得你像个小太阳。\"
我站在d307次列车经过的道口，把未完成的围巾系上信号灯。远处传来汽笛长鸣，月光下所有毛线都在发光，仿佛父亲十一年间错过的星光终于倾泻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