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更是突飞猛进。徐元文就任国子监祭酒的四年里，大大端正了国子监的学风，无论对汉族子弟还是满族、蒙古族子弟，他都严格要求，对于那些不认真学习的，轻则斥责，重则鞭挞，那些监生无不畏服他。
人生路漫漫，关键处却只有那么几步。入国子监，是容若迈向大千世界的第一步。在国子监认识徐元文，除了让他从徐元文那里接触到更加系统精湛的儒家文化之外，也为后来他结识老师徐乾学搭建了一座桥梁。
而徐元文对容若的赏识也绝非因为他是明珠家的贵公子，十七岁的容若，不凡的才情已经初显。他不仅在历次考试中成绩优异，还熟经书，文辞华美，写得一手遒劲有力的好书法，这些自然都为徐元文所欣赏。而那篇论证严谨、见识不凡的《石鼓记》则让徐元文多少有些震惊了。
国子监道路两侧的十只石鼓，在唐代初年发现于陕西凤翔三畴原，鼓面刻有四言诗，但因年代久远，上面的文字早已残缺不全，无法确证这些石鼓为何时之物。石鼓曾先后被安置在凤翔孔庙和学府，大观二年，宋徽宗将其迁到汴京国学。金兵入汴京后，对石鼓颇为好奇，就将其运到燕京，后由元大德年间的虞集移置于国子监。那十面石鼓每天静静地立在那里，多少监生甚至那里的老师，每天来来回回从它们面前走过，久而久之，也就熟视无睹了。他没想到十七岁的容若会对它们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并以一篇《石鼓记》将他对十只石鼓的认识与追寻细细梳理并记录下来。
文中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力主石鼓为周宣王时物，对前人的研究记载如数家珍。他对前人学者的质疑，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十七岁少年不畏上、不畏古的蓬勃生气，而他条分缕析地为自己的观点论证的过程，也可以体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扎实的汉学功底。
“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徐元文的这句赞赏，实不为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