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些诗词文论便是源源不断将养分供给那些花儿并孕育出一片芬芳诗意的粗壮根系。寻根究源，在那里我们会明白，为何在大清词坛里，独他如一枝清
新典雅的莲荷，摇曳三百多年而不败。
文史学者张宏杰先生在其论文《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中曾不无痛心地写道：“明清五百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五百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其实，同样的感喟，三百多年前容若就已经怅然道出。他痛惜诗的性灵之死，大力倡导诗词要抒发性灵心声，而他也一直在努力践行着这一理论。
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人止是做韵，谁曾做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
……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借古以叙时事则灵动。实用古事而无寄托，便成死句。
这些有关诗的创作理论与主张，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推而广之甚至对所有文体的创作皆有启发。与容若那些深情哀婉的词相比，他的诗并未引起世人太大的重视。其实他的诗比他的词更显文人性情，尤其是那些送人赠友
的诗，明白晓畅却用情极深，来浅显易懂，细思回味无穷。容若早期对诗的热情应该高于填词，而那些诗也正是他诗文创作理论的最好实践与印证。
梁启超曾言：“容若小词，直追后主。”而他的朋友陈维崧则曰：“《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后主之遗。”容若自己也对李后主赞赏有加，认为他的词兼具花间、宋词之长，又别有其独特的烟水迷离之美。其实，他自己的词又何尝不是如此。容若一生至花间语，又极力铲除其靡艳之风，怀赤子之心，力写性灵。
对于宋代两大词人苏东坡与辛稼轩，当时的词作者们都推崇备至，以致秋水轩唱和时，稼轩词风刮遍南北词坛。对于这两位宋代填词大家，容若直言辛胜苏，因“苏诗伤学，词伤才”。此见解可谓十分前卫大胆了。
少年壮志不言愁。纵《渌水亭杂识》，没有兴亡之感，没有对世事的消极感叹，也没有男女之间的闲愁淡恨，有的是他对经世学问的高度热情与重视，对古今中外新旧知识的研究与探索，有的是他超越时代、超脱古今的不凡见解。容若甚至未将《渌水亭杂识》当作是自己的著作，不过是在茶余饭后，在自己书刻经的间隙中，在和朋友们闲聊切磋时，随手记录下来的一些零碎随笔。自由方见真性情，正是这些随意的文字，才让后世的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个更加完整清晰的纳兰容若。
梁启超在《渌水亭杂识》跋中评曰：“可为俗儒辟异端者当头一棒。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须让此君出一头地。”此誉实不为过。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其年。我们也就只能在这薄薄的四卷《渌水亭杂识》里来感知容若诗词之外那片广阔丰饶的世界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