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第三的位置。
康熙十六年春，顾贞观携《今词初集》词稿南返，至开封，遇词人毛际可，毛际可为《今词初集》作跋：
少陵云“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千古奉为诗圣。至于词，非天赋以别才，虽万卷书总无当于作者。使少陵为《忆秦娥》《菩萨蛮》诸调，必不能与青莲争胜，则下此可知矣。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便以骚坛自命，每叹江河日下。今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削浮艳，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三十年填词之准的。丁巳春，梁汾过余浚仪。剪烛深宵，所谈皆不及尘俗事。酒酣，出斯集见示。吟赏累日，漫附数语归之。余赋性椎朴，不能作绮语，于词学有村夫子之诮，无足为斯集重。顾平生书不及少陵之半，而谬托以解嘲，益令有识者揶揄。两君其为余藏拙可也。遂安毛际可识。
在毛际可眼中，填词非有天赋不可为之，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书破万卷也不见得能填出好词。杜少陵是诗圣，但若让其填词，未必还能与李白在唐代诗坛上争雄，其余人等就更不用论。如今词学大盛，很多格调不高的词作者只掇拾了《花间集》《草堂诗馀》的一点牙慧，就在词坛上自命不凡，叹
息词坛风气江河日下。
《花间集》是后蜀赵承祚编选的唐五代词集，其中收录了晚唐至五代十八位作家的五百首词，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词选。《草堂诗馀》是南宋何士信编辑的词选，所选作品以宋词为主，包括少量五代词，在明代曾被广泛接受。
诗言志，词言情。词最初是为乐坊歌伎和伶人们演唱而用，在一些正统人士的眼中，这种文体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充其量就是诗之余，走的是艳科小道。到了宋代，学者文人的参与大大丰富了词的容量，也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但仍然不能与诗相提并论。经过了元代、明代的消衰之后，至明末清初，词再度兴盛，但世人对词的态度仍然褒贬不一，词的创作也是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形下，容若与顾贞观编选的这部词集也就显得尤为及时和必要。
清代词人大多推崇《花间集》，容若就曾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花间草堂”，可见他也深受其影响。但有继承也有发展，传统才会被注入新的生命力与活力。容若与顾贞观主张在继承花间词的基础上铲削其浮艳，舒写性灵，对清词的发展与影响可谓至关重要。词非乐坊伶人的娱乐之吟，也非正统学者的说教工具，脱掉一身的脂粉气也不要一身的学究气，她似一个顾盼灵动、摇曳生姿的大家闺秀，大大方方地走进中国文坛，走进者大众的视野。词原本就应该有其独立的文学地位，容若与顾贞观正在做的就是在清代文坛上为词正名，将其发扬光大。
今人做事，利字当头，无利不起早。像当初容若与顾贞观那样纯粹地去一件事、做一件事的人，在当今时代已是不常见了。丰子恺被誉为中国现代最热儿童的一位艺术家，他曾经说过：“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如今重温这句话，再回到三百多年前，容若与顾贞观，不就是为了艺术而浑然忘我的两个孩子吗？不管世俗眼光，不怕山远路遥，一次次遴选增删，找人写跋作序，做的是与世俗名利全然不相干的事情。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
——《虞美人·为梁汾赋》
葛洪的《神仙传·淮南王》中载：“八公乃取鼎煮药，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余人，同日升天。鸡犬舔药器者，亦同飞去。”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此，容若丝毫不羡慕。在北宋词坛上，秦观的词婉约，黄庭坚的词绮艳，二人以“秦七黄九”并称。《冷斋夜话》中有云：“法云秀老，关西人，面目严冷，能以礼折人。……黄鲁直作艳语，人争传之，秀呵曰‘公艳语荡天下淫心，不止于马腹中，恐生泥犁耳’。鲁直颔应之。”容若以“秦七黄九”比喻他与顾贞观，是说两人共耽于词，不求显达，虽堕地狱而不悔。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两句也有一典故。《南史·沈昭略传》中记载，沈昭略为人狂放不羁，好饮酒使气。“尝醉，逢王景文子约，张目视之曰：‘汝是王约耶？何乃肥而痴。’约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拊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此处性德以“瘦狂”比喻自己和顾贞观，以“痴肥”比喻“诸公衮衮”，是说两人哪怕一个多病，一个长贫，受尽世人嘲笑，也绝不会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之辈同流。
这首《虞美人》是容若对顾贞观的托付，他是如此信任地将编选词集之事交付于顾贞观，这更是他和这位师友向世人的一种宣誓与告白：不管在“正统人士”的眼中，词为怎样的诗余、艳科小道，他和顾贞观都将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十七，顾贞观又要回南方。这一次，他带着容若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