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年（1671年），容若十七岁，如一只羽翼渐丰的雏鹰。父亲明珠为他开设的家庭私馆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他要到外面更广阔的天空中去飞翔了。
这一年，“成德补诸生，贡太学。时徐元文为祭酒，深器重之”。这份简短的记录来自赵秀亭与冯统一笺注的《饮水词笺校》。此书收录纳兰词三百四十七首，附录中就有《纳兰性德行年录》及《纳兰性德手简》共三十七篇。
“补诸生，贡太学”，对于今天的者来说都是生僻的字眼。太学，其实就是官办学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西汉汉武帝直至清代末年，儒家思想一直为历代帝王所推崇宣扬，而国家宣扬儒家思想、培养人才的方式就是办学。西汉时称太学，到唐代始称国子监，明清时代沿袭旧称。其间，该机构的名称与功能多有变化，但最基本的一点不曾改变——它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多少士子走向仕途荣达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
清朝入关，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儒家思想的力量之强，因循明朝旧制，清世祖顺治帝开始修葺北京国子监。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习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也正
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在容若出生前的顺治八年，为鼓励八旗子弟积极书应考，学习汉文化，当时的吏部规定八旗中有愿汉书应考者，可以开送礼部，移送顺天学院。经过考试，文章优秀者就可以补入顺天府汉生员额数内。当然，这期间要经过程序烦琐而又严格的考试。旗人子弟汉学基础薄弱，很少有人能顺利通过入选。
北京国子监，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15号，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子监两侧槐荫夹道，大街东西两端和国子监大门两侧有四座彩绘牌楼，街口一块灰色的石碑上“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字样清晰可见，让人不由心生敬畏。
当年，十七岁的容若就是从这里开始，慢慢走向他的经仕之路。
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类似于今天的校长，清代属正三品）就是徐元文，也就是容若后来的老师徐乾学的二弟。正是他把这位深得自己赏识的弟子介绍给了自己的哥哥徐乾学。徐乾学在后来撰写的《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中言：“余弟立斋为祭酒，深器重之。谓余曰，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
在容若的成长道路上，徐乾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徐乾学出生于崇祯四年（1631年），江南昆山人，自幼聪明好学，据说八岁即能诗会文。康熙九年（1670年）
，徐乾学参加殿试，御赐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其二弟徐元文更是了得，早在顺治十六年就已高中状元。三弟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的探花。徐氏一门三子，一个状元两个探花，被称为“昆山三徐”，而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大学者顾炎武，正是“昆山三徐”的舅舅。兄弟三人，无论在学问上还是生活中，都曾得到这个舅舅的照拂。徐乾学在学术上的造诣，更是深受顾炎武的影响。
据说在徐氏三兄弟中，顾炎武最为青睐的就是老二徐元文。这位十四岁就被录为当地生员，二十一岁就在殿试中高中状元的昆山才子，也曾深得顺治帝的器重与喜。当时他在殿试中一举夺魁，顺治皇帝在乾清门召见了他，对他赞誉有加。回宫后，顺治皇帝还有些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年我大清得了一位好状元。”此后，又下旨赐予徐元文冠带、蟒服，任命徐元文为翰林院修撰，当时风光，可见一斑。容若能得他的器重，该是多么不易。
就在容若入国子监的前一年，也就是康熙九年，徐元文升任国子监祭酒。当时朝廷虽然重视培养选纳人才，但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过程却存在种种弊端。那时，每年进入太学的贡生，除了官荫之外，只有缴纳贡品一条途径。而那些通过官荫、缴纳贡品入太学的，又多是纨绔子弟，通过府、州、县推荐上来的极少数
寒门士子又常是一些年齿颓废之人。上任伊始，这位祭酒就毅然以师道自任，为改变当时学风废弛的现状，大刀阔斧地提出了种种改革方案。例如，他请求朝廷按照顺治八年和十一年的旧例，让各省两年或三五年推荐一批优等生，选送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入太学；他还请求按顺治时的办法，各置省乡试，取副榜生若干名，送于太学。如此一来，各地才智出众的学子都聚于太学，对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大有好处。徐元文的这些建议都被采纳，并颁布实施。
如此看来，容若补贡生，入太学，应该也有徐元文此份建议的功劳。康熙十年，朝廷议准“八旗新旧生员内，通行选拔文行皆优者，满洲、蒙古起送二名，汉军起送二名入监肄业”。成千上万人中只取六名，容若从中胜出，足见他当时的才学有多么出类拔萃。而在国子监学习的那几年里，容若的学业